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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对风险因素披露重视度远远不足。《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对风险因素表述为“发行人应当遵循重要性原则，按顺序披露可能直接或间接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状况、财务状况和持续盈利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所有因素”“发行人应对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做定量分析，无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应有针对性地作出定性描述。”中国上市公司在披露风险因素时浮于表面，轻描淡写，避重就轻，报喜不报忧。

时隔一年后，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再次发布公告称：“2018年10月8日裁定宣告杭州青年汽车破产。”“杭州青年汽车主要因为已经没有能力偿还外部债务，才会申请破产。”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负责人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透露。人民法院公告网信息显示，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对杭州青年汽车的资产已进行了一次分配。在优先清偿工程款优先债权额917万元，以及对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债权额4.19亿元后，可供分配破产财产总额约为2.14亿元，其中扣除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约691.69万元，职工劳动债权约92.27万元，税款约25.35万元以及应缴纳社保款约60.55万元后，用于普通破产债权清偿的金额约为2.05亿元，清偿率为28.47%。

3.5 小结中美信息披露监管对比可知，构建信息披露制度是一项系统工程：一是要形成以信息披露为核心的监管导向，美国信息披露规则成熟完善，格外重视风险披露的真实、全面、针对性，上市公司不敢怠慢风险因素披露。中国信息披露规则的制定和执行还存在漏洞，实践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往往流于形式。二是充分调动行政、自律和社会监管力量。证券市场监管专业性强、涉猎面广，既需要强有力的行政力量施加威慑力，又需要自律组织、行业协会乃至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实现有效管理目标。美国事中监管体系包括行政监管、自律组织、社会力量三大力量，保证独立运行的同时形成监管合力。中国事中监管行政色彩较浓厚，自律组织和社会力量监管不足。

预定利率是保险公司在进行产品定价时根据公司对未来资金运用收益率的预测而为保单假设的每年收益率。4.025%的预定利率，是备案类保险年金产品的预定利率的上限，始自2013年8月普通型寿险产品费改，如果高于这个数字，就需要监管审批。此前，寿险产品预定利率最高2.5%的规定已执行了14年，已经低于不少理财产品收益率，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监管放开这一定价限制，同时收紧准备金评估利率：对备案类的普通寿险产品设定了预定利率最高3.5%的上限，而对普通型养老年金或保险期间为10年及以上的其它普通型年金，给予了可上浮至1.15倍的差别化政策，也就是养老年金或10年期以上的年金产品的预定利率最高可以到4.025%。

你说的任何一句话，就算再滴水不漏，也总会在一些人耳中，错得离谱，甚至其心可诛。我说我遇到一个出租车司机，很厉害。就有大量评论说：你是和出租车公司串通好的，不想给司机涨工资。我说我在高铁站改签，很曲折很离奇。就有不少评论说：你为什么不坐私人飞机啊？你知不知道改签是不诚信的行为，好好反省吧！

5.1惩处力度：美国严刑峻法，中国处罚力度过轻美国严刑峻法。2002年前《证券交易法》规定证券欺诈最高刑罚为10年有期徒刑，自然人最高罚款为100万美元，法人最高罚款为250万美元，可以并处徒刑和罚款。2001年安然财务造假丑闻爆发，公司被罚5亿美元导致破产，安达信、花旗、摩根大通、美洲银行等一系列中介机构受到追责。美国2002年出台《萨班斯法案》大幅抬高处罚力度，任何人通过信息欺诈或价格操纵在证券市场获取利益，构成证券欺诈罪，对犯有欺诈罪的个人和公司的罚金最高可达500万美元和2500万美元，最多可监禁25年。2011年帆船基金拉贾拉特南被控内幕交易罪，涉案金额超过3000万美元，被判处11年监禁。